1874年4月，日本借口琉球“牡丹社事件”，派出3000人的部队登陆琅峤（今台湾省屏东县恒春镇），并于5月7日与当地居民发生激战。7月，日军在龟山（今台湾省高雄市左营区龟山）建立“都督府”，企图吞并台湾，一时间，清军“海防空虚”的问题暴露无遗。

1974年11月，恭亲王奕訢等上奏请求拨款购买铁甲船以加强海防，并提出了“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十二字方针，原江苏巡抚丁汝昌在其入奏的《拟海洋水师》章程中建议建立三洋海军，而李鸿章则提出暂弃关外、专顾海防。在一致努力下，洋务派的“海防论”力压“塞防论”，结束了在清廷中长期存在的争议，清政府也就此下决心加快建设新式海军。

1875年5月30日，海军衙门关防黄模任命沈葆祯和李鸿章分任南北洋大臣，从速建设南北洋水师，并决定每年从海关和厘金收入内提取400万两白银作为海军军费，清政府于是决定每年拨出四百万两作为经费(实际用在购置军舰款项只为每年一百万两），供两支水师使用。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来自海上的最大威胁是东北方向的日本，考虑到这一点，南洋大臣沈葆祯提议“外海水师以先尽北洋创办为宜，分之则难免实力薄而成功缓”。清廷采纳了沈葆祯的建议，先创设北洋一军，等北洋水师实力雄厚后，“以一化三，变为三洋水师”，决定了优先建设北洋水师，北洋水师的成军之路由此开始。

1875年，李鸿章通过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罗伯特·赫德，向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订购了“伽马”级伦道尔式炮艇4艘（俗称蚊子船，分别为“龙骧”号、“虎威”号、“飞霆”号、“策电”号），之后又逐步增订了“埃普西隆”级伦道尔式炮艇6艘（“镇中”号、“镇边”号、“镇南”号，“镇北”号，“镇西”号，“镇东”号）和撞击巡洋舰2艘（“超勇”号、“扬威”号）。1881年，因对赫德及阿姆斯特朗公司不满意，李鸿展改向德国伏尔铿公司订购铁甲舰2艘（“定远”号、“镇远”号）、穹甲防护巡洋舰1艘（“济远”号）。

两次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开始学习西方建设新式海军，主要是以当时的海上霸主英国海军为师。在延请外籍顾问至国内教学的同时，又专门派出海军留学生赴英学习，因而中国近代海军深受英式海军传统的影响。在购买西式军舰方面。中国一度也只认准英国一家，从阿思本舰队、蚊子船，一直到“超勇”级撞击巡洋舰，中国始终是英式军舰忠实的客户。然而随着购舰过程中陆续发生的一些不愉快，以及英国企图控制中国海军的野心日益明显，英国军舰在华销售的代言人赫德，逐渐失去了主持中国新式海军建设的直隶总督李鸿章的信任，中国此后长时间不再向英国购买军舰，转而向新生的海军国家德国投去青睐。(TTCx.net）

不甘心就此失去中国这个大市场，阿姆斯特朗公司调整销售策略，撇开赫德控制的海关销售渠道，直接微拍英国海军少校布里奇德福为公司驻中国的销售代表，通过英国驻华使馆、怡和洋行、旗昌洋行等从中居间，充分利用他们在中间官场和民间的各种关系，开始独立寻找、捕捉、创造军火销售的机会。天天查询WuqI.TTcx.NEt编辑

当时正值中法战争结束，受福建船政水师马江之战惨败的刺激，中国开始了新一轮外购军舰的热潮，值此良机，阿姆斯特朗公司新的销售策略很快就见到了成效。1885年10月2日，赫德收到了中国海关税务司、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金登干的电报，电文里报告了一个绝密情报：“曾侯（时任驻英公使曾纪泽）奉命订购巡洋舰等，正统阿姆斯特朗等厂联系，并送去了铁甲舰的详细数据（此处的铁甲舰其实指‘济远’型舰）。” 10天后，消息进一步得到证实，金登干打听到中国在阿姆斯特朗公司订购了两艘军舰，同时在德国也订购了两艘。被阿姆斯特朗和曾纪泽划作局外人的赫德，愤愤地把这次甩开他的交易称为“阴谋诡计”。

根据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提议，最初中国的购舰计划是按照“济远”级穹甲巡洋舰的设计，在英、德两国各在订造两艘。 “济远”号是德国造船工业建造的第一艘穹甲巡洋舰，尽管设计上大量效仿了英国，但并没有完全学到家，存在着较多设计缺陷，因而从建造开始就非议不断，因为失去中国订单而对德国满腔怒火的英国人，更是对这型军舰提出许多异常尖刻的批评。受这种舆论背景的影响，在欧洲负责具体办理订购事宜的中国官员不得不万分谨慎，驻英公使曾纪泽、驻德公使许景澄为保证新式巡洋舰的质量和先进程度，并未直接按照命令订购“济远”型军舰，而是在欧洲各国反复考察，咨询英、德两国海军部、造船界专家，最终使新巡洋舰的订造发生了有益的变化。

由英国建造的二艘仍为穹甲巡洋舰，即致远及靖远。致远及靖远及分别于1886年9月及12月下水，1887年7月建成。北洋水师派出军官及水兵，到英国船厂所在纽卡素对舰只测试，然后连同在德国完工的经远及来远，于当年9月中一同开回中国。途中由英人总教习琅威理为统领，致远管带为邓世昌，靖远管带为叶祖珪。各舰于12月抵达厦门，正式加入北洋水师。

致远号采用较为常见的单烟囱双桅杆设计，舰长76.2米，吃水最深4.57米，舰首装备一门双联装、舰尾一门单装210毫米（8.3英寸）克虏伯舰炮，均带炮盾；舰舯部靠前方两侧各有一门150毫米（5.9英寸）舰炮，带炮盾；舰首和舷侧各四门57毫米（2.2英寸）舰炮。此外，还装备有18英寸（457毫米）鱼雷发射管四具和机关炮10门；动力为2座蒸汽机，4座燃煤锅炉，双轴推进，增压最大马力7600匹，航速18.5节，最大载煤量520吨、续航力6000海里/10节。装甲为拱形“穹甲”,装置于船身中间，中部位于水线以上，两侧向下倾斜至水线以下。水线带不设装甲，只以煤柜防御。穹甲厚50.8~101毫米，司令塔装甲100毫米，炮盾装甲50毫米。

1894年9月17日在大东沟海战中，邓世昌指挥致远号奋勇作战，后在日舰围攻下，致远号多处受伤全舰燃起大火，船身倾斜。邓世昌鼓励全舰官兵道：“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此舰，足以夺其气而成事”，毅然驾舰全速撞向日本主力舰吉野号右舷，决意与敌同归于尽。倭舰官兵见状大惊失色，集中炮火向“致远”射击，不幸一发炮弹击中“致远”舰的鱼雷发射管，管内鱼雷发生爆炸导致“致远”舰沉没。邓世昌坠落海中后，其随从以救生圈相救，被他拒绝，并说:“我立志杀敌报国，今死于海，义也，何求生为！”，所养的爱犬“太阳”亦游至其旁，口衔其臂以救，邓世昌誓与军舰共存亡，毅然按犬首入水，自己亦同沉没于波涛之中，与全舰官兵250余人一同壮烈殉国。 (WUqi.tTCX.net）

有关致远舰沉没的原因一直认为是被鱼雷击沉，实际上当时中日双方参战舰艇中除了北洋海军“福龙”号头等出海鱼雷艇为攻击日本联合舰队西京丸巡洋代舰发射过3枚鱼雷，但因当时鱼雷性能太差，均没有命中外（一枚擦西京丸左舷而过，一枚擦西京丸右舷而过，最后一枚打得很正，但因原厂对鱼雷定深过深，结果从西京丸底穿过），均没有发射过鱼雷。致远舰沉没的原因目前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致远舰被一枚日舰的大口径炮弹击中舷侧鱼雷舱，使存放在里面的“黑头”鱼雷（德国磷铜鱼雷）殉爆，导致致远舰沉没。第二种观点认为致远舰水线处被日军大口径炮弹击穿，锅炉被击中，导致锅炉爆炸使致远沉没。

邓世昌牺牲后举国震动，清末著名文人高邕垂泪撰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光绪帝赐予邓世昌“壮节公”谥号，追封“太子少保”，入祀京师昭忠祠，御笔亲撰祭文、碑文各一篇。李鸿章在《奏请优恤大东沟海军阵亡各员折》中为其表功，说：“而邓世昌、刘步蟾等之功亦不可没者也”。清廷还赐给邓母一块用1.5公斤黄金制成的“教子有方”大匾，拨给邓家白银10万两以示抚恤。邓家用此款在原籍广东番禺为邓世昌修了衣冠冢，建起邓氏宗祠。威海百姓感其忠烈，也于1899年在成山上为邓世昌塑像建祠，以志永久敬仰。1996年12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命名新式训练舰为世昌号国防动员舰，以示纪念。

1938年至1939年，日本曾组织人力对四艘沉舰进行过打捞和拆卸，使这些舰只遭到严重破坏，沉舰甲板以上的东西所剩无几。而且甲板以下大部分淤在泥沙中。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教育后人，慰藉英灵，国家有关部门曾先后三次试图打捞“致远”舰，但都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而没有实现。1960年、1964年海军初步测得的“致远”舰位置。1988年，辽宁省文化厅筹集了资金，来到大鹿岛，在进行探摸时，一名潜水员不幸遇难，打捞搁浅。

1997年4月30日至8月29日，除调研之外，在辽宁东港市的大鹿岛海域，仪器探测海域33．36平方公里，彩色声纳扫描22平方公里，潜水探摸31次，从26个概位中探摸辨析，最终在大鹿岛西南海域确定了沉睡海底一百多年的致远号等四艘甲午沉舰的确切位置。1997年5月2日，打捞船在致远号沉没附近的海域，揭开了探摸和打捞“致远”舰的序幕。但是，经过一个多月的探摸，这四艘沉舰的位置一直没有确定下来。1997年7月1日搜索队离开大鹿岛，开始了大范围的社会调查，先后去了大连、北京、天津、杭州、丹东等地。 (ttcX.nET)

2013年11月、2014年4月，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在该海域进行水下考古调查，重点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大东沟海战沉没战舰。2014年，考古人员发现了一艘疑似中日甲午海战沉没战舰，由于对其具体身份尚不十分明确，故将其暂命名为“丹东一号”。2015年8月开始，国家文物局对“丹东一号”进行了重点的调查和打捞，一大批文物陆续出水。经过一个多月的摸索，中国国家文物局组织的“丹东一号”水下考古队已经打捞起100多件文物，其中，炮弹、炮管、弹头等各种武器弹药陆续出水。 (wUqi.tTcx.neT)

继2014年确定该沉船为甲午海战沉没战舰后，2015年9月末，一组带有不明显“致远”的繁体字样瓷器碎片的出水，为证明致远舰提供了直接证据。水下测绘图显示，致远舰体绝大部分深埋于沙下，探明长度从桅杆至艉部约50米，宽约9米至10米，船体外壳为铁板构造。铁板以铆钉连接，两侧舷边多因崩塌而平摊沙层中。船体外轮廓形态尚可，但船舱受战火及其他因素影响受损较大。抽沙后，填土中多见碎木板、弯曲移位的铁板，并有多处火烧迹象，这些均与史料吻合。

2014年8月至10月，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与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启动对“丹东一号”沉船的水下考古调查工作。运用科技手段，推测出沉舰体量约为1500吨左右，埋深3米左右。铁质残片所用的铁（钢）板材料为炒钢。通过大量的抽沙与测绘，已陆续确认沉舰两侧弦边、艉部、桅杆及部分沉船遗物。在沉船现场还陆续发现钢炮（主炮）、子弹、炮弹、10管加特林机炮。 10月6日，“丹东一号”水下考古工作暂告结束。随着近两个月来百余件文物的陆续出水，经过3年水下探摸调查的“丹东一号”被初步确定为甲午海战中的“致远舰”。